文/廖伟棠
作为一个“摇滚老粉”，看《摇滚狂花》影集的时候，总是想寻找自己熟悉的原型。首先从演职员表上看到原创音乐有：Joyside、脑浊，接着就回想刚刚看到的音乐总策划高源，会不会就是著名的北京摇滚摄影师高原的化名？
我有这种幻想是有理由的，高原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摄影师，她可以说是半部北京摇滚史的见证者——作为窦唯的第二任妻子，也作为很多那一代摇滚乐手的好友，高原的摄影集《把青春唱完：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里的记录摄影像剧照一样大有深意——这是我们回望历史时刻的自我煽情，还是他们为我们今天回望的预演？
这也是我看到《摇滚狂花》里不断回放的十多年前的北京摇滚场景的感触，那时在现场举起相机的是我，也许凑巧拍下了那个不只是虚构的“彭莱”和“狂花乐队”过，就像我曾经在迷笛音乐节无意拍下了高原抱着女儿“小院儿”的背影，那时候“小院儿”才两岁，不是现在参加《明日创作计划》选秀的窦佳媛。
你看这人物结构，是不是也有点像《摇滚狂花》里的彭莱和她的女儿“白天”？不过我可以说，这样的角色关系，在中国摇滚圈里比比皆是，那些真正的搖滾狂花比你在剧中看到的还狂。原因无他，第一、女摇滚乐手或者乐评人、摄影师，是中国较早意识到女权独立的一批人；第二、中国“滚圈”基本还是男性主宰，就像彭莱离开了前夫还是得靠发小“大崔”来重返摇滚现场；第三、中国摇滚和中国本身的迅速变化，加剧了前两者的对立。
有摇滚乐迷指责这部片是对中国摇滚的刻板印象所致，但为什么不问问是什么造就了这刻板印象。而且在这刻板印象形成之前，中国摇滚还是可爱的。我们在那些失落后的摇滚老炮身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迷人的魅力，亲密、无邪是那个时代的理想青年自我定义的特质，无论是年还是年，无论是否另一种媚俗、自我催眠。
“看啊，这看的就是我们的九十年代，贫穷而爆炸着，像一枚石榴。那些年，我们怎么这么容易快乐？”——高原的这句话如此感人，让我想起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记录的年他的初恋少女塔玛拉在信里问他的：“下雨时我们为何感到如此快乐？”因为那同样是暴雨刚刚过去，更大的风雨尚未转换另一种方式来临的时代，《摇滚狂花》一开始的年也是。
但活着的摇滚与成为历史的摇滚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不可爱了。
“你是不是保温杯已经泡上枸杞了？”“把你盘的核桃拿来，你这养生朋克。”剧中年彭莱从美国回来，在和一圈老炮儿聚会喝酒，她说的这两句恰好就是高原那句话的反讽。这两句话是有出处的，年，黑豹乐队的赵明义端着保温杯的照片在网上火了——一名采访黑豹乐队的摄影师发文感叹：“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啊！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随后众声哀叹：摇滚也开始养生了。《摇滚狂花》因此笼罩上浓浓的感伤，如果不看下去，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改名为《狂花荼靡》。
别说年代了，就算是片中的年北京，如今看着也多么陌生，甚至年，都和现在是两个世界。摇滚来源自愤怒，中国的摇滚尤其是，或者再多一点彷徨，四十多年前，摇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可是四十年过去，彷徨的比重越来越大，愤怒越来越少，更可怕的是彷徨变成麻木、妥协甚至傻乐。
愤怒当然不再是摇滚必须的催化剂了，但是如果没有愤怒，怎样发愤抒情？没有愤怒何来批判、决裂和叛逆？——所以不要以为那些在《摇滚狂花》或者电视综艺节目上扯着个嗓子穿着个皮裤的男女就是摇滚。如果《摇滚狂花》能让我们看到摇滚以外，有更多女性像彭莱一样挣扎独行，一样挑战男性主宰的各种圈子文化，那才是这部剧最摇滚的地方。
回到摇滚本身，我给大家推荐几个真正的中国摇滚之花，上一个世纪有像第一支全女班的摇滚乐队“眼镜蛇”、指南针乐队的主唱罗琦、更别说曾经是“呼吸”乐队主唱的蔚华，她从央视英文新闻主播辞职这回事比所有人都摇滚。一直从90年代唱到现在依然边缘另类的，除了张浅潜，还有幸福大街乐队的吴虹飞，后者的敢言，更接近饰演彭莱的姚晨在微博初年的状态。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曾经伤痕累累。
伤花怒放（这是影响了一代摇滚乐迷的一本书的书名，中国第一代摇滚乐评人郝舫著），这倒是比“狂花”或者“荼靡”更加值得期待——如果中国摇滚还要争一口气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