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的冬春之交，新冠病毒还没能在那个正月触及人们的核心生活，不过如果回溯疫情的话，现在这番危如累卵、一触即发的疫情，应该在那时便已经埋下了种子吧。
正月初十，我从护城河外回到护城河内，短暂的栖身在金鱼胡同。白天要么在附近上班，要么就在屋子里憋着写论文；虽然有时名义上说我是在闭关进行学术创作，但好像憋了一周，自己倒是憋住了，论文却一个字也没憋出来。我在窗边就能听到百货大楼的钟声，每当整点报时时，东方红的歌声就会响起；恍惚间突然回忆起来，那年我在俄罗斯的古姆百货大楼里，也曾听到外面红场上单曲循环弗洛伊德的“AnotherBrickInTheWall”。现实和记忆的交织有时便会营造出一种参差的梦幻感，而如果再加上了一些额外的鲜艳元素，便会自然而然的形成更强的张力。
管理王府井步行街的物业大概很负责，街上裹着红大衣的保安庄严而又肃穆，像极了八千公里外的英国皇家卫队；可王府井终归还是王府井，他们脚上穿着老北京，头上戴着雷锋帽，想必皇城根下的物业必然也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吧。有时候我会去的很晚，路上便能看到白天神情庄严的大爷从街对面的小巷子里推出自己的那辆自行车，三两人结伴而行，有说有笑的回了家。
北京就像所有的城市一样，是座巨大的机器。有的人在享受机器的福祉和创造，有的人在竭力维护机器的运营。十年前，当郝景芳写下《北京折叠》的时候，我还刚在初中学着三角形和有理数；十年后，我在毕业论文里满篇满篇地写着Coupla函数，但转过头再看，这座城市还在乐此不疲的折叠着。
我走上街头，把相机对准了那些在街边不体面、不优雅的无名小卒，那些被卷入巨大机器的维修者，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着自己青春、体力或时间的人们。我想看一看，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神态、他们的目光、以及他们躲避的背影。我可以像榨汁机一样把他们的图像当作景观去消费，也可以在1/秒的快门过后，向他们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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