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个医院治白癜风最好 https://wapyyk.39.net/hospital/89ac7_knowledges.html
据《华北新报》曾经报道，在年，沦陷后的北平，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为元。据说，当时的房租需30至40元，扯一尺花布12元，一袋面粉高达元。所以，为了生活很多公司职员都在外面兼职补贴家用，而拉洋车则是他们的首选。
天津作家阿凤，年轻时曾在铁路系统谋得一官半职，晚年时他还依稀记得当年物资匮乏的景象，他说道：
别说中国人了，就连平时大手大脚的日本铁路职员，也都开始省吃俭用。他们衣着寒酸，工作服、扎脚裤，袜子是直筒不带后脚跟，可以随便穿的那种。鞋则是日本人俗称的“水袜子”，就是胶底的黑布鞋，所以，街上常见身穿旧西装，脚穿“水袜子”的日本人。
在北平国剧学会担任副会长的齐如山，曾经依稀记得当年崇文门地区因为没有通电，可一些日本人竟向当地百姓推销收音机，当然是强买强卖的那种，搞得大家买回家只能当摆设用。另外，齐如山对当时北平飞涨的物价，更是记忆犹新，他说道：
天桥流行一个段子，甲说：几个月时间，白面从几元涨到几十元。乙说：老百姓生活难啊。甲又说：再过一年就好了。乙回答：再过一年白面几百元一袋，好什么好？甲笑着说：到时每袋1元也没人要了。乙问道：怎么可能？甲说：人都饿死了，哪还有人买了？
虽然，这个时期的北京城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因物价飞涨，很多老百姓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苦不堪言。但是，有一个营生却依旧生意兴隆，熙来攘往，这就是北京人俗称的“白面房子”。有的人为了能进入这所“白面房子”，甚至去卖儿卖女。
“白面房子”，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大烟馆”，而当时，这些生意大多都是由日本人撑腰的高丽浪人背后经营，但明面上还是由北京城的地痞流氓经营管理，他们背后还有汉奸做后盾。
作家杨多杰在其作品《北平沦陷后的市井生活》一书里，这样对大烟馆做了详细描述，他说：“白面房子”的生意异常红火，人来人往、不亦乐乎，警察总署担心有人闹事，便委派下面侦缉队的便衣警察，在各处“白面房子”附近，执行安保工作。
有趣的是，那些烟馆所谓的老板高丽浪人，见到门外有便衣警察来回巡视，深怕这些对自己的生意有影响，于是，他们就每天免费送给值班警察“白面”，有的警察起初压根就不懂得吸“白面”，可是时间一长就染上了毒瘾，结局就落个被开除的下场。
年12月8日，日本人发起了“太平洋战争”，就在同一天，日军大举进攻香港，并对港岛进行猛烈轰炸。5天以后，香港九龙半岛被日军占领，香港步入危难关头。
12月25日，香港英方总督杨慕琦高举小白旗，来到九龙半岛酒店正式向日军投降。就这样，拥有名驻港英国守军，在自己的节日圣诞节做了别人的俘虏。这时，还有大批中国文化名人依然滞留香港，日军就命他们前去报到，要求他们跟日方合作。
我国著名文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早在日军入侵香港前夕，就请辞了港大的教授一职。没有了工作，陈先生的生活立马陷入困难。为此，一名学者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陈先生所处的窘境，文中写道：
年，香港面临食物短缺，有一天，有人登门给陈寅恪送来一袋大米，因来人说不清大米来源，陈先生严词拒绝。没过多久，日本人找上门请陈寅恪出山，到已沦陷的广州或者上海，开办一所东方文化学院，并且开出40万港币的价码，陈先生当场拒绝。
接下来，日本人又盯上了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皇后”的女艺人胡蝶，邀其跟日本百代影视公司合作一部电影，片名叫《胡蝶游东京》，胡蝶借口息影婉拒。她事后讲：我虽然是一个艺人，但在国家危亡之际，我心中明白自己要选择怎样的道路。
从年12月起，大批滞留香港的中国文化名人，开始乔装陆续逃往内地。其中，陈寅恪全家是扮成难民混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当时，他身上欠下很多债务，他事后回忆道：当时，我欠下很多人的债，只能尽全力还上一二，甚至拿一些衣鞋偿债，方可离港。
而胡蝶则没有那么幸运，她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被小偷顺走了她一生积攒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以及珍贵影集、写真剧照和电影奖杯等等，回到内地时已身无分文。她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讲述了她当初逃离香港时候的凄惨景象，她说：
因为，我们一家是以走亲戚的名义出门，所以只能带了一些随身贵重物品，甚至我非常喜欢的衣服、鞋子等通通没带。不过，这些身外之物，最终还是被我给弄丢了。香港这座不夜城，带给我无数欢乐，也带给我无尽心酸，让我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在抗战爆发前夕，新桂系3大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了广西能够更好地发展，在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的带领下，广西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的宽松政策，一时间广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均取得了飞跃式地发展。
在抗战爆发之后，由郭沫若、何香凝、柳亚子及茅盾、田汉、巴金、陶行知、徐悲鸿、周韬奋等上千位文化名人汇聚桂林。一时之间，桂林这座甲天下之城，成为抗战时期当之无愧的文化之都。
当时，田汉以稿费谋生，生活非常艰苦，为此《大公报》还专题报道了田汉一家的境遇，文中提到：提起来让人心酸，田汉手中之笔解决不了8口之家的吃饭问题。最近，他连说地谈天的兴致都没了，一天30多元的饭钱，一桌人吃饭，一小碟辣子、一碗酸汤。
另一位著名作家老舍，在“7·7事变”过后，只身从济南跑到武汉，随后又绕道去了大后方的重庆，对此他无不感慨地说道：一个文化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仅有的那一点点气节，我无法等待日寇的到来，把我那仅有的自尊掠夺了去，我只有选择离去。
在重庆的日子里，老舍跟著名的文学家梁实秋，都住在北碚，二人经常往来，梁实秋后来回忆对老舍的评价，他说道：我们俩经常时不时地相互拜访，他又瘦又黑，看上去十分憔悴，平常走路始终佝偻着腰，四方步迈着，说话节奏徐缓而低沉，但他风趣又幽默。
当时，老舍的妻子胡洁青和孩子们，一直在沦陷的北平生活。年，老舍的生活趋于稳定以后，妻子胡洁青就领着3个孩子，一路艰辛来到了重庆，据说，老舍是听了妻子对北平的讲述，完成了他的抗战史诗之作，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抗战爆发之后，同样是“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更是聚集着一大批中国文化史上的精英，他们就是名扬海内的西南联大的师生们。
当年，清华、北大和南开等上千名同学和多位教授，接到通知集体南迁。最后，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扎下了根，并创建了载入史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了多名世界级的专业人才，以及无数名各类领域的带头人，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时，整个西南联大是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3人共同担任常委，而下面更是聚集了数学家华罗庚、文史学家陈寅恪、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王力、国学大师钱穆以及文学家闻一多、朱自清等大批国内顶尖的教授和学者。
随着战争的深入，整个昆明经济断崖式下滑，物价疯涨，就连那些平时拿着高工资的教授们，都只能弯下腰做兼职补贴家用，而那些放不下身段的教授只有变卖家产度日，像历史系的教授吴晗就被迫把家里藏书卖给云南大学图书馆，而闻一多靠挂牌刻印章来赚生活费。
条件虽然艰苦，但西南联大的全体老师，因地制宜、开动脑筋，坚持完成教学任务。比方说：利用残缺碉堡当气象台教学，没有酒精炉做化学实验用木头烧，没有手摇计算机用算盘。正是这种一往无前、苦中作乐的精神，创造了西南联大辉煌灿烂的9年。
最后，小编引用当时联大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大大学校史》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文中写道：
西南联大的9年里，绝不是形式上弦歌不辍，在那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竟然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和无数名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西南联大这所特殊存在的高校，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其名字却永远载入史册，其事迹永远闪耀在我们心间。
西南联大行思录[增订版]京东好评率99%无理由退换京东配送官方店旗舰店￥41.8购买